【文学】《白色城堡》:东西合璧的马赛克拼图
分类:文学

《白色城堡》是奥尔罕·帕慕克的第一部历史小说讲述的是17世纪一名年轻的威尼斯学者在土耳其的奇遇。威尼斯学者“我”怀着“东方主义”心态,在从威尼斯驶向那不勒斯的航海途中,被一群海盗掳到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霍加把“我”从死刑场上救下,“我”成了霍加的奴隶。奇妙的是,奴隶与主人长得一模一样,并成为朝夕相处的伙伴。霍加从“我”身上了解西文明,分享彼此的思想和人生。“我”与霍加一起从事学研究,从梦幻般的烟火表演到噩梦般的战争机器。在共经历了瘟疫、奥斯曼宫廷内部争斗后,霍加晋升为皇室星相家,“我”则成了苏丹的倾诉对象。在攻打“白色城堡”多皮欧堡,对抗波兰与其西方盟军时,两人受命研制的战争武器在城堡前陷入泥沼,毫无用处。最后霍加和“我”在白色城堡的阴影下互换了身份,土耳其人霍加选择了逃离过去,奔向了想象中的威尼斯而威尼斯学者“我”则作为替身留下来继续加的生活,他们各自成为了对方。《白色城堡》这本不到二百页的书里,写的是个人的虚构历史,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强调了身份与换位,探讨了身份认,解剖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阐释了东方文化要融入西方文明的艰难。 小说首先展现给读者的是身份认同问题。小说第九章中苏丹说过:“实际上,所有的人生都很相像”。最后一章苏丹又意味深长地说:“各地的人一模一样,他们可以取代彼的位置。”主人公霍加和“我”虽然思想知识习性截然不同,但是两人外貌相同,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体双生,彼此为镜。长年累月的相处,两人逐渐混淆了彼此的身份认同,越来越以分辨,思想和行动渐趋一致,他们甚至比对方更熟悉对方的生命历程和生活习惯。虽然实际上是主仆,但本质上两个人互相映照,在断互相了解互相挖掘对方思想的过程中,两种文化互相置换,将思想互相倾注到对方的心灵中,完成了彼此的抵达。 混淆身份认同的情节在小说中时有出现。霍加与“我”相像,常常困扰着帕夏;帕夏还说,“他曾试着想起我的面孔,但想到的却是霍加面孔”。而“我”也曾做过这样一些梦:“他以我的身份去了我的祖国,和我的未婚妻结了婚,婚礼上没人发现他不是我。而我则穿着土耳其人的服装,在角落里观看庆祝活动,遇到母亲及未婚妻时,尽管我流泪,但两人却没有认出我。”“我躯体离我而去,联合一个长得像我但脸孔被阴影遮盖的人,两人共谋对我不利。” 在混淆彼此身份认同之外,小说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现自己与对方的不同。这种区分的过程让人恼怒。尤其是当苏丹让一个头脑简单的模仿者学习两个主人公的一举一动时,这个模仿者不仅能“就像是霍加在说话”、“如霍加那样”、“完像霍加一样”、“简直就是我”,活灵活现地模仿霍加和“我”中的任何一个,甚至能“模仿半是霍加半是我”的样子,“我”惊讶无比地看着这个外形、长相、衣着跟“我们俩”绝无相像之处的人,表现得看起来和“我们”一模一样,使“我惊愕不已”,“完全着了魔”,“我”和霍加两个人都被苏丹这种恶作剧惹恼了。苏丹好奇地接近他们,特别是对“我很有兴趣,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教霍加的”他仔细区分出这两个相似的人到底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从对方学来的,“霍加身上有多少是霍加,有多少是我,而我身上又有多少是我,有多少是霍加”。 虽然“我”和霍加长相一样,但两人宗教、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他们文明程度的不同。霍加和“我”分别代表着东方和西方,而“白色城堡”则象征着西方文明。 白色城堡出现在小说接近尾声的部分,那是一座波兰人的城堡,位于丘的丘顶,落日余晖照在旗帜飘扬的塔楼上,很漂亮。主人公犹豫着要不要把费尽心血研制的武器派上去,但突然觉得那白色城堡是“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如此美丽且难以抵达的地方”,而且“我们的士兵永远无法抵达这座城堡的白塔”,于是退却了。那架有着“移动的城堡”、 “庞然大物”和“独眼巨人”等许多称号的终极武器就这样止步于沼泽面前,土耳其大军的西征之旅也随之结束。“美丽且难以抵达的地方”,这也许正是帕穆克对西方的比喻。那架令所有土耳其人望而生畏的恐怖机器,本是“师夷长技以治夷”的结晶,是霍加和“我”殚精竭虑的成果,可在白色城堡面前完全瘫痪。这其实就意味着,近代与现代相会的历史时刻,一个国家的西化梦想落空了。 但就像小说里展现的那样,国家的失败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在微观的、人的领域,那些被“他们激起的困惑和迷狂依然在“我们”之间痛苦地震荡着。这才是帕慕克在《白色城堡》中要着力突出的。帕穆克在作品中把东方和西方、一个人的这一面和那一面,具体地赋予了两个长相一模一样的人物,并让他们做起了彼此折磨的头脑游戏。我是谁?你是谁?“我们”和“他们”的大脑内部结构有什么不同?这些难以探讨的问题,一直困惑着霍加。而事实上,东西方两种文化本为一体,既有冲突,又有调和与互融。读到最后,让人再也难以分清身份交换的双方,小说最后一章苏丹也意味深长地说:“各地的人一模一样,他们可以取代彼此的位置。”其言下之意,归根结底人都是一样的人,所谓文化的差异和宗教的冲突,无非都是一种外在的附加物而已。 由于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东方面对西方时产生恐惧,害怕失去自己。在小说中,这一恐惧最终以霍加的“投奔”而告结束。霍加通过“我”了解西方文明,起初是好奇,接着是向往,在两人谈论“我们”和“他们”时,霍加就说过“他多想成为别的什么人”;然后是恐惧,企图通过强迫“我”和其他西方人自述丑行来贬低西方,疏解自己的恐惧。同时霍加又认识到东西方的悬殊差距,他一方面“想和‘他们’培养的科学人士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又为苏丹撰写了“末世之书”,虚构失败的场景,陈述自己对东西方命运的认识,劝诱苏丹赞成他研制惊人的武器以立于不败之地。出征波兰后,霍加乃至苏丹都企图通过攻占白色城堡,达到融入西方文明的目的。后来因帕夏和军队的传言和诅咒,霍加“充满了厌恶和气愤”,“不再对胜利怀抱信心了”,他说“如果他们要的是他的头,而不是我的,他会感到很幸福”;他“要我多跟他说说那个地方——我的祖国”,他要“详细事实,他问及我母亲、未婚妻和兄弟姐妹的事”;他谈论“我们”和“他们”时,“他的声音中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悲伤”,“他说他爱这里的所有人,要离去很难”;多皮欧堡没有攻下,霍加前往王帐深夜未归,“我”就幻想着霍加“没有通知我就径自前往在黑暗中闪现微光的城堡白塔,他摆脱了守卫,渡过了沼泽,穿越了森林,早已到了那里”;霍加回来后,“直到天明,我都和他谈到以前在祖国的事,告诉他怎么能找到我家,谈到在恩波里与佛罗伦萨人们怎么看我们的以及我父母和兄弟姐妹的个性”,“我跟他谈了所有的这一切,包括我小弟背上的大痣”。面对白色城堡,西方文明的象征,最后他们换穿了衣服,霍加与“我”交换人生,辗转来到威尼斯,享受着“我”的爱情与生活。 然而,以逃离的方式就真的能抵达西方文明吗?正如艾夫利亚问的,“我是否相信这两名交换了身分的男子在他们的新生活中能够快乐?”作为土耳其人的霍加,逃到西方后,“他写了一堆书,描述他在土耳其人之间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经历”,“他的文章大受欢迎”,“他在各个大学里讲课,变成了富人”。他结了婚,买了房,正在写一本名为《我所熟知的一名土耳其人》的书,其实他写的就是他自己。意大利访客的评价是:“他并不是土耳其人真正的朋友,他直言不讳地写出了他们丑陋的事,”“他写道,我们现在正在走下坡路;他像谈论塞满旧垃圾的脏碗柜一样谈论我们的头脑;他说我们不会再有好转了,除了向他们投降,我们没有其他的出路;而此后会有数百年一事无成,只能模仿我们投降的对象”。虽然“他本想拯救我们”,“的确曾经非常非常想要拯救我们。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就没有魔鬼般的邪恶”,意大利访客甚至还“说了一两个他脑中大约记得的关于‘他’贪财的流言”。 看到这里,我们忍不住发出感叹,白色城堡,如此美丽却难以抵达,这是东西方文明冲突与互融过程中又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

《白色城堡》是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它曾荣获1990年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该书不但奠定了帕慕克创作风格的基础,而且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纽约时报》书评称:“一位新星正在东方诞生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①《白色城堡》是帕慕克继《我的名字叫红》后在我国出现的第二本中译本。在这部小说中,帕慕克将东西方文化杂糅在一起,营造了一个令读者“既熟悉又新奇”②的艺术世界,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马赛克拼图。 一 黑白相间: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黑与白,是马赛克最常用的两种搭配色彩,也是研习过绘画艺术的帕慕克的最爱。无论是从《黑书》、《白色城堡》与《雪》等篇名的拟定,还是作品中人物与意象的设计上均可见一斑。《白色城堡》更是为读者提供了一幅黑白相间的马赛克拼图,从中我们既可以窥见神秘莫测的“黑色幽灵”,如血腥残酷的战争场面,庞大惊人的“战争机器”,险象环生的宫廷政变,谈虎色变的城市瘟疫,水火不容的教义冲突;也可以看到倏忽即逝的“白色精灵”,如“美丽而难以抵达”的“白色城堡”,俊美飘逸的白马,扑朔迷离的浓雾……黑与白是如此巧妙地融合在这部历史小说中,它们一起构成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象征”③ 。 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热点问题,自从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夏提出“文明的冲突论”以来,这一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争论,也唤起了全世界对文化因素的关注,开始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 面对甚嚣尘上的文化冲突论,帕慕克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不同文化、不同文明间彼此具有惊人的相似性,经由交汇后,彼此的角色会开始互相易位,到最后甚至融为一体,难以区分异己与自我。《白色城堡》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它讲述了一个东西方“相遇”的传奇故事:一名被俘虏的威尼斯学者与土耳其人霍加在伊斯坦布尔相遇,两人居然外貌神似。长时期的相处,使得他们由初时的互相排斥、敌对,到逐渐相交、相知,再到融为一体,两人不仅交换了两个不同世界的知识,还互调身份以及各自的生命经历霍加变为威尼斯人消失在大雾之中,奔向了他的想象城市威尼斯;威尼斯人则作为替身留下来继续霍加原来的生活。有趣的是,后来他们在各自环境中都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看似简单的故事却演绎了一则东西文化认同的寓言,小说中充满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土耳其官员霍加和威尼斯学者迥异的身份,分别象征着东方和西方;两人的诸多相似,象征着东西方原为一体;他们彼此贬低,相互排斥,象征着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他们惺惺相惜,相互合作,象征着两种文化的调和与互补;最后两人身份的互换,则象征着不同文化的融合与共存,从而批判了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优越,先进文化吃掉、战胜落后文化等诸如此类的谬论。帕慕克将文化冲突与融合这样复杂的内涵以传奇故事的形式巧妙地表现出来,这一高明的技巧得到了英国《卫报》的高度评价:“《白色城堡》是一部杰作,不是因为它唤起时代,而是对个人神话的探究,还因为帕慕克以如此简单的故事涵括了这样的深思。”④ 帕慕克始终坚信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会和平共存融为一体。他曾这样说过:“我的信心就来自一个信念即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他们也有着和我一样的内心伤痕因而他们会理解我。真正的文学都来自于那份充满童真和希望的信心,即所有的人都是相像的。”⑤的确,从帕慕克的早期作品《白色城堡》、《新人生》,直到《雪》与《我的名字叫红》,无论是远在中世纪的传奇,还是发生在今天的故事,都逃不开东方与西方、冲突与融合这样的主题。故瑞典文学院授予帕慕克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理由是,他“在寻找故乡的忧郁灵魂时,发现了文化冲突和融合中的新象征。”⑥这一颁奖其实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希望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能透过帕慕克的作品,走出文明冲突论的狭窄框架,开拓一个文明和平交融、可彼此取代的全新视野,这对舒解当前世界不同文明或宗教间日益敌对、紧张的关系,营造一种和谐共处的国际氛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 一体两魂:他者与自我的遭遇 《白色城堡》之所以令读者“既熟悉又惊奇”,还在于作家延续了对“我是谁?”这样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的探讨。这一文化母题自古希腊时代就产生,折磨了西方人几千年,从荷马到莎士比亚,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到博尔赫斯,无不留下了前人苦苦求索的身影,但至今仍没有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或许这命题本来就没有答案,现在帕慕克接过前人的接力棒,用他独特的方式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我认为《白》的故事,呈现很严重的自我挣扎,同时是一个有关双重身份的故事。”帕慕克表示,“我把《白》的意念构建在国际层面之上,忽然发觉双重身份,其实是土耳其民族的‘特色’,差不多有九成土耳其人是‘一体两魂’的。”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土耳其人身份的特殊性:由于受到传统奥斯曼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文化的冲击,从而衍生出他们既属于东方又有别于东方的复杂情感。《白色城堡》折射出的正是土耳其人这种无所皈依的文化心态。它由充满异域情调的开头,演变成一场高度抽象的哲理思辨。帕慕克把探寻“我是谁?”这一艰巨的任务赋予了威尼斯学者与霍加这一对“孪生兄弟”,让他们在艰难的求索过程中备受精神的煎熬。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自我,帕慕克特意给他们安排了多条探索途径。 首先,让两人互为参照对象,在磨合过程中探讨遭遇自我与自我对话的话题。在霍加看来,任何东西都是三维的,“真实的东西是有影子的。就连最普通的蚂蚁,也把影子像双胞胎般耐心勤奋地携带在身后。”⑧他们就是这种形影不离相互依附的关系。从威尼斯学者的身上,求知若渴的霍加学会了前者的“一切”知识,甚至连对方的个人隐私与人生经历都了如指掌。这一重要的知识储备为两人以后的思想共鸣与互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甚至比对方更熟悉对方的生命历程和生活习惯。作家让他们以“对镜”的方式,来相互探求和拷问。“我看着镜子,在让人无处遁形的灯光下,再次看见我们是多么的相似。我回想起在沙迪克帕夏的官邸等候,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这种相似是那么的让我不知所措。那时候,我看到了应该是我的一个人;而现在,我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我们两人就是一个人!”⑨正是长期相互耳濡目染,才产生了这种融为一体的神奇效果。“霍加从我身上学到了东西,而我应该从霍加身上学到了同样多的东西。”⑩通过威尼斯学者这一内心独白,帕慕克告诉人们:不同文化之间无先进与落后之分,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只有进行对话与交流,各种文化才能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共同融合在一个和平共处的大家庭之中。 其次,目光向内转,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霍加意识到,如同人可以从镜子里审视其外表,他也能由自身的思想,看到其本质。为了挖掘人身上负面的东西,发现真实的自我,霍加与威尼斯学者在同一张桌子上撰写题为《我之所以是这样的我》之类的文章。而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使霍加发现了自己的卑劣,他“无法借着长久凝视天空平息内心的恶魔,只能大白天躺在床上瞪着肮脏的天花板”(11),这种严酷的自我反省使他近乎疯癫,变得异常忧郁。帕慕克生动地刻画了这样一个无知却狂妄自大的东方人的形象,他本想通过透视威尼斯人隐秘的内心世界,来奚落对方灵魂的卑劣,彰显自己人格的高尚。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使其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鄙视自己。作家通过他们不厌其烦地琢磨自我,去努力发掘人类心灵深处的秘密。这其实也是作家心灵的真实写照。帕慕克在获奖演讲辞中曾说过这么一番话:“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了他的世界的人。”(12)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把开启作家隐秘世界的钥匙,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作家在面对东西方文化碰撞时彷徨与焦虑的心理。 再者,从他人身上获取参照对象。在霍加看来,自己以外的“他们”都是很愚笨的。他对探索“他们头脑的内在结构”有着浓厚的兴趣,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区别“他们”与“我们”的诡辩上,即使在写作《我之所以是这样的我》的文章时,他写出来的也都是“他们”是如此的低劣与愚蠢。霍加对这一问题的痴迷,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不但将庞大的“战争机器”设计为人脑的形状,甚至在行军打仗的征途中,仍不忘对上述问题的探究。为了证明什么样的人是“他们”,什么样的人是“我们”,他经常乐此不疲地找村民质问他们一生中最大的罪过是什么。因为他坚信,“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必定曾犯下过更严重、更真实的罪行。”而审问得到的结果则是“简单的谎言,小小的欺骗,一两个卑鄙的把戏,一两件背信弃义的事,顶多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盗窃行为”(13)。尽管他不断重复说还存在一种更深层的事实,但最后他也对是否能发现这种事实产生了怀疑,从而使霍加深深地陷入了奇特的罪恶感之中。 在见证了霍加的痛苦的求索过程及经过自身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威尼斯学者突然茅塞顿开,“一个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做过的与将要做的事。”(14)为了对抗世界令人厌烦的沉闷,人们应该追求故事中的那种“奇特与惊奇”。而“这种奇特与惊奇,我们应该到世界当中去寻找,而不是从我们自己身上!想从我们内心去寻找,如此长期地思考自身,只会让我们不快乐。”(15)针对以上思考,他还撰写了一本关于瞪羚与麻雀的新书,内容是它们从不自我反省,对自身也一无所知,所以能够过得很幸福。无须为纠缠不清的问题而伤神,将目光投射到现实幸福的追寻上,这实际上是作者对“我是谁”这一永恒话题的独特思考。 三 五彩斑斓:东西文化杂糅的马赛克拼图 置身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身上流淌着土耳其的血液,热情拥抱西方文化,具有普世眼光,如此的帕慕克贡献出来的自然是五彩斑斓精彩纷呈的拼图。《白色城堡》将“西方小说叙事方式与东方文化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融为一体”(16),故对我们来说,显得既熟悉又陌生。帕慕克认为作家必须具有这样的艺术才华:既能把自己的故事讲述成别人的故事,又能把别人的故事讲述成自己的故事。正是那些熟悉的“别人的故事”,使我们倍感亲切,同时因加入了作家“自己的故事”,又令我们深感新奇。帕慕克凭着其高超的讲故事技巧,把一个依托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又是完全凭空虚构出来的故事编得精彩绝伦,令人不得不大为折服。那么,在这幅东西文化杂糅的马赛克拼图中,我们又能见到哪些“熟悉的陌生人”呢? 小说的前言部分显然借鉴了《巴黎圣母院》的起兴手法。在《巴黎圣母院》中,作家通过参观巴黎圣母院时,由刻在墙壁上的“命运”一词,引出了一段15世纪时发生在巴黎圣母院内外的悲剧故事;《白色城堡》也如出一辙。编纂百科全书的学者法鲁克·达尔温奥卢,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在盖布泽档案馆找到一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7世纪时期的手稿。书中的故事吸引他立即着手将其从阿拉伯文翻译成现代土耳其文,从而有机地沟通了历史与现实,营造了一种亦真亦幻的神秘气氛,增强了故事的神奇色彩,勾起了读者强烈的阅读兴趣。此外,不可逃避的命运主题的设置,路易十一与土耳其苏丹对占星术的痴迷,克洛德与霍加强烈的求知欲和占有欲,及其身上共同体现出来的双重人格,无不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从意象与情节的设置来看,《白色城堡》吸取了西方众多文学作品的艺术养料。单从篇名及白色城堡意象的设计上,就极易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城堡》。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像幽灵,可望而不可即,帕慕克心中的白色城堡是“美丽且难以抵达的地方”,它们同样梦幻般萦绕在人们心头,从不以真实面目示人。此外,霍加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设计出来的战争机器,同样是卡夫卡式的。在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中,驻地司令设计的那种极其残忍地折磨犯人的杀人机器,与霍加参照人的大脑构造琢磨出来的庞然大物,有异曲同工之妙!而那些与自我对话的场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中数见不鲜,在博尔赫斯笔下更是频频现身,如《另一个他》、《两个博尔赫斯的故事》等,反映的都是自我与他者的奇遇故事。至于小说中出现的天文学、占星师、瘟疫、百科全书、战争、宫廷、回忆录、大雾……这些无不都是博尔赫斯的偏爱。从《白色城堡》中,我们还可以读到自亚里士多德到艾布拉姆斯关于“镜像”、“模仿”的论述,也可上升到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文化“安全感”与知识的权力等范畴小说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从小说的叙事风格来看,《白色城堡》显然是东西文化合璧之作。帕慕克借鉴了古希腊神话与阿拉伯传说的叙述方式,将寓意丰富的故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出来,从而颠覆现代小说中淡化情节、零度情感、片段摹写的技法,而回归叙事。同时又掺杂了现代主义小说中常用的“元小说”结构叙事者时不时从文本中跳脱出来,呈现出一幅“颇具智慧叙事风景画”(17)。此外,它结合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时空观,大量仿写《百年孤独》中交叉叙事时间的句法模式,如“现在我认为”、“我后来得知”、“多年以后”等句式的运用。小说的优秀之处还在于,帕慕克借用西方的叙述方式来表达一个充满东方意味的传奇。威尼斯学者怀着“东方主义”的心态,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遭遇陌生的文化,宗教与文化的冲突激荡着整部小说。并且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神秘、原始的叙事风格,以“陌生化”的手法,来描述17世纪时期的土耳其人站在“落后”的视角,观察“不可知事物”时的新奇感受。他们对科学知识的接受是带有魔法和巫术色彩的,如在观看霍加和威尼斯学者共同设计的焰火表演时,随着一条条火龙在空中飞舞,“大家敬畏地尖叫着”,其中有一位做父亲的目瞪口呆地望着天空,居然“忘了男孩的存在”。这种“陌生化”手法所产生的离间效果,在土耳其人对待霍加他们设计的“庞然大物”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人们说我们的武器是怪物、大虫、撒旦、带弓箭的乌龟,移动的城堡……蓝眼怪”(18),一切敬畏之词,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帕夏们也认为它是“不祥之物”,会给部队带来厄运,都不愿意带它上阵;士兵们视它如瘟疫唯恐避之不及,多数人因害怕这个不祥之物而后撤。作家深刻地揭示出了落后地区的人们对外来文化既向往又敬畏的矛盾心理,这其实为两种文化的交流与互融提供了潜在的可能。《白色城堡》最大的特点在于作家采用了自述体的叙述方式,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娓娓道来,它的好处在于能增强故事的真实性,拉近读者的心理距离。当然,这种散文化的写作方式必然会带来一个突出的问题“无对话”。读者通常都是被“告知”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真的在故事中“看到”它们。正是这一点令《白色城堡》显得格外枯燥和缓慢。帕慕克本人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其以后的创作中,他不但增加了叙述的角度,而且加快了事件的进度,增强了文化信息的密度,这在《我的名字叫红》一书中得到了完美表现。而这一艺术风格的完善,显然与《白色城堡》的开拓之功是密不可分的。 《白色城堡》所描绘出来的这幅五彩斑斓的马赛克拼图,实乃东西文化长期交汇的结晶,正如帕慕克后来所言,“我的世界是国内的民族的和西方的混合物。”(19)故他的文化立场是较为公允的,正如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不属于任何一边,但是却又横跨两个大陆;不属于任何一种文明,却又有领略两种文明的绝好契机。作家并不渲染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给它们提供一个同台献技的舞台,让它们发出各自的声音,通过相互对话与交流,最终达到相互融合和谐共处的境界。至于这种大同社会似的美好理想能否实现,还是交给公正无私的时间老人去验证吧! 注释: ①③⑥(16)《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讲述土耳其的故事》, ②⑤(12)(19)《帕慕克诺贝尔受奖演说:父亲的手提箱》, book.sohu.com/20061217/ ④《〈白色城堡〉题记》,-6369-1-3.html ⑦《诺奖得主 帕慕克:尘世上无限的“我”》, ⑧⑨⑩(11)(13)(14)(15)(18)[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白色城堡》,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版,第44页,第83页,第68页,第76页,第142页,第157页,第163页,第132页。 (17)《两个男人交换人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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