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纯教育学”是在打着去政治的品牌参加新的“政治”
分类:文学

针对“纯文学”、“小众文学”的话语追求,我们旗帜鲜明地主张,文学必须为大众所接受,在大众的承认和欣赏中生长,并以此影响和号召大众,成为人类灵魂的向导。这是我们的文学理想。文既成学,就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寻找存在的价值和依据。大众需要文学,文学得以生存,这决定了文学与生俱来的大众特质。唯有坚持大众的文学理想,文学才有生机和出路,才能找回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多元化的价值环境里,在各种娱乐至上、消费至上、物质至上的风尚中,讨论文学的立场,可能会产生某种误解。但是,我们依然坚持,文学是有立场的。更确切地说,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立场的表达,既无法放弃,也回避不了。承认立场、正视立场、积极自觉地选择立场,是文学得以存在和辉煌的根本之道。

“纯文学”概念与我国社会领域经济领域的众多改革概念一样,都是希图以技术层面的变化来代替或绕过根本问题,它从开始提出到九十年代获得话语霸权的全部过程,其实都是在“玩政治”,而不是什么“回到文学本身”。不管始作甬者的出发点有多少善意,实践已经证明了一切。

文学兴衰在于大众是否接受

文学的本质属性决定文学难逃立场。文学以审美的方式,蕴含诸多观念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学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反映,在这个反映过程中,所表达的作者的主观化、个体化的思想和认识,本身就是立场的选择。无论怎样躲避或掩藏,只要表达,立场就贯穿其中。

【郭松民按:曹征路老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也是一位敏锐深刻的思想者。

大众不接受文学,文学就要消亡。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分工的结果,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运用区别于其他艺术的形式,提炼、加工社会人群生产生活中的感受和愿望,依赖有意味的语言符号,概括和磨砺大众的物质与思想创造,由此,文学得以成立。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和精神活动的丰富和拓进,文学以它深刻、详切地摹写大众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专长,更加充分、本质地描绘社会实践的历史性、复杂性和规律性的优势,特别是它强烈的角色引导性,使大众从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心灵、生活和理想,大众接受了文学,文学得以生长和流传。大众对思想情感表达、体认的需要,是文学立足的根本。大众的取舍决定了社会的分工,放弃了大众的利益,任何行当都要失去自己的位置,文学也不例外。

从创作者的角度讲,任何作品都是在一定的主观目的支配下创作完成的。作者之所以要创作,就是要表达思想和情感,表达对世界和人生的感悟。哪怕就是所谓的心理宣泄,也是一种由无意识到潜意识再到自觉意识的自主表达。对此,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就从不掩饰:“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词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而一旦拥有了明确的目的,奥威尔便笔下生花,写出了《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一系列符合他自己立场、并受到同立场人士追捧的作品。由此可见,目的就是立场。对于创作而言,创作者所秉持的目的,是娱乐还是教育,是认识还是审美,是要张扬什么还是要否定什么,要证明什么还是要驳斥什么,目的一旦确定,作者就站在了一个既定的立场上。比如,娱乐目的倾向于消费,教育目的倾向于启蒙等等,立场与目的相伴相生,彼此依存,无法分割。

在这样一个对文学与思想而言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他特立独行,敢于思考和反抗,因此毫不奇怪,是他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大众不接受文学,文学学科就要消亡。文学传达大众的意志、价值和希望,满足了大众的期待和需要。正是这种期待和需要,奠定了文学作为学科的社会基础,也决定了文学在实践和理论上,必须始终围绕大众的需求展开和延伸,使文学能够从个别体验表达不断上升为共性的审美愉悦,进而在思想和情感上,表达一定民族、阶级和特定人群的价值立场,使文学深刻表现并超越现实。这种展开和延伸,是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根本因素,是构成文学本质和价值的确定性基础。大众是文学的学科生命,如果被大众拒绝,“文”难以成“学”,文学家和文学就无法生存,各种文学理想就成为空中楼阁。

有些人刻意追求所谓“零度写作”。这是个伪命题。不具任何立场、不带任何倾向、绝对客观的“零度写作”没有可能。文学创作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再现。进入文学作品中的客观世界,写实也好,想象也好,虚拟也好,都是经过作者主观化处理的世界,它就是作者文学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再现。“零度写作”的荒谬在于,它企图遮蔽文学创作的主体投入,假冒一种纯客观的样子,好像作者的主观选择是随意的自然选择。事实上,主体的介入,是文学创作的前提。“零度写作”用一种貌似客观的冷静笔调,遮掩作者的立场和判断,营造一种“真实化”的假象。其实质是,作者的立场和判断以更为隐匿的方式暗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目的是让受众无意识地接受作者的立场。此类作家刻意制造的搁置价值判断、追求中性叙述的表象,只是一种障眼法而已。更进一层说,这种“无立场”本身就是立场。目的无非是消解诗意与崇高,解构理想和追求。文学以感性形象表达思想,在塑造形象中,作者可以内敛自己的情感,追求“润物无声”的效果,这是值得肯定的美学追求。但是,假借“零度写作”之名,混淆立场、放弃立场、逃避担当,则必然走入误区,创作难有出路。因此,就连最初提出“零度写作”概念的罗兰·巴特也无奈地承认,即使如海明威、加缪那样所谓“透明”的“零度写作”,也在体现着某种倾向,没有倾向的写作是不存在的。“零度写作”的肇启者最终否定了“零度写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曹征路老师挽救了“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使之免于荒唐、低级趣味和一无所有。

大众不接受文学,文学就丧失了意识形态功能。文学始终是一定时期、一定人群情感、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表达,其意识形态特征毋庸置疑。文学作为审美的方式,其优长之处是化育大众的能力。它以审美为手段把握大众,在无形的社会意识和有形的社会力量中搭建了桥梁。文学被大众接受,才能以强烈的审美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抵达人心,召唤和激发人们对共同价值、共同愿景的体认。文学被大众欢迎,才能风行传世,实现其思想艺术蕴涵广泛、持久的释放,在一定人群中凝聚共识,影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大众远离了文学,文学就失去了传递价值立场的能力,就失去自身的社会功能和责任担当,就无法在上层建筑中据有一席之地,各种文学追求就化为泡影。

“纯文学”是回避立场的另一种借口。当下一些自命为“纯文学”的写作者,以解构文学的正当功能为目的,放弃对作品内容和思想的提炼,专注于表现手法的翻新,“为文学而文学”,同样也是偏颇的。优秀的作家可以并且需要有形式的自觉,但是不能藉此走向极端,坠入形式主义的泥淖。作为文学史上的一种理论思潮,形式主义自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偏执地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形式,一切文艺仅仅只是手法和技巧,完全否定内容的价值和意义是荒谬的。内容与形式是文学这枚硬币的两面,彼此无法分开。所有的内容当然都需要一定的形式来表现,更为根本的是,形式都必须表达内容,独立的形式是不存在的。内容都可以脱离形式而存在,而所有的文学技巧脱离了内容则一定走向死亡。文本的形式必须与文本的内容、思想互相契合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也是立场,是价值的判断。任何一种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艺术形式,都是时代意义上的,脱离时代或者与时代相背离的艺术形式终究要被历史所淘汰。文学可以“纯”起来,具有自己独特的形式,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立场。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更加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更加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价值追求上。有意义的写作不是在寻求一种新的形式,而是在明确地寻找一个新的世界。纵观古今,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仅仅依靠形式而成为经典。

作为思想者,曹征路老师把自己曾经创作的文章集萃为“曹征路的思想抽屉”,并授权本公众号网络首发。

文学要尊重大众,尊重生活

既然立场是文学活动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一些人喜欢它就得以彰显,也不会因为一些人逃避它就消失不见,那么,与其无视立场、回避立场,最终导致立场的迷乱,毋宁积极坦然地正视立场、选择立场,变被动为主动,由自发到自觉,坚守正确的文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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