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实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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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共联合发动北伐,北洋政府在财政上也陷入困顿之中,使馆经费和外交官的薪水全无着落,思顺与希哲的生活大受影响。本来,他们所得的薪水公费也算很好了,不仅能够敷衍开销,还能替父亲照顾在海外留学的四个弟妹,对家里的帮助是很大的。然而,随着时局的变迁,北洋军阀的末日已到,北京政府的命运也就成了问题,这样一来,思顺的生计前途,就成了一件让梁启超忧虑的事情。他立刻找朋友商量办法,大家也一筹莫展,因为使领馆的经费此时已经断绝。他又希望能为女婿调一个有收入的缺,却并不顺利。思顺与希哲原先想调新加坡,梁启超以为可以和顾维钧商量的,经过一番了解,才知并不简单。“据顾说,现在各方面请托求此缺者,已三十人,只好以不动为搪塞,且每调动一人必有数人牵连着要动,单是川资一项已无法应付,只得暂行一概不动。”面对这种局面,梁启超既没有放弃为希哲寻找出路,又给思顺以谆谆教诲,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说:

梁启超写给周希哲的信(局部,全图请见“文汇笔会”微信)

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卷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功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

举世公认,梁启超是位思想家、教育家、人文学者,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改革的先驱。如果说他也曾做过“实业梦”,怕是没有人肯相信。但他确实做过这样的“梦”,最近发现一封他写给女婿周希哲的信,可以提供一点点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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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看上去是个长卷,与梁启超通常所用信纸略有不同;信的书写格式也很随意,只在信的末尾提到希哲,抬头却很突兀,没有按照习惯先写称呼,然后另起一行,进入正文,而是直接表示“有一事”,请“弟”相机而动。

图:梁思顺

信的末尾,有“任公”签名,并注明时间为“十一月三日”,但并未注明年份。这在梁启超写给子女的信中很常见,不足为奇。惟信中提到令娴来信,叮嘱他“招待新闻大王”一事。查《梁启超年谱长编》,民国十年(1921) 十一二月间,梁启超在致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的信中,恰恰提到了不久前“一晤新闻大王”,由此可知,此信写于民国十年 (1921)。这时,周希哲已从缅甸转调菲律宾,担任马尼拉总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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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所述,欲与美国合资发展中国钢铁工业一事,便是我所谓“梁启超的实业梦”了。在他自然不能说是空穴来风。富国强兵是他那一代人的理想,他的维新变法事业也少不了经济的支持。当年流亡日本,他就经营过广智书局。这且不表,民国初年,著名企业家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梁启超不仅自己认股三千,还动员二弟梁启勋、女婿周希哲认股,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范旭东是他在长沙时务学堂的得意弟子范静生的弟弟,他对久大的关心呵护,固有这方面的意味。此后他对中原煤矿公司的支持,则与他在此信中提到的王摶沙有关。王摶沙,字敬芳,不仅是中原公司的董事长,还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创办人,担任过公学校长。民国九年(1920) 三月,梁启超欧游归国,马上被他邀请,去中国公学演讲,一度还想把校长的位置让给梁启超,希望借助梁启超的影响力,帮助公学走出困境。由于蒋百里等人竭力阻挠,梁启超亦志不在此,不久遂作罢论。

这一番话使思顺安下心来。南京政府接管北京政府后,因经济和政治的诸多原因,暂时无暇顾及调换领事这种事,尤其像加拿大这种没有收入的领事馆,更没人要打主意,他们住得倒也踏实。但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月,梁启超还在为周希哲设想未来的生活方向。他建议希哲脱离政府,辞职去东北做生意。在他看来,如果做生意,“没有第二个地方比东三省再好了”。他为希哲描绘了一幅十分美好的前景,并鼓励他联络美国的农具工厂,投身“北满”的垦荒事业。这时他还是很乐观的,他说:“兜揽这件事,目前既可以得相当的佣钱,以后和垦务发生关系,发展的机会更不知多少。还有北满的森林,若有材木公司想合办也是有办法的,这些话我告诉你们留意,你们若能找着投资的人,我这边总有信介绍。东三省现在决定采不管关内的方针,照此下去,十年生产力发达不可限量。”然而,随着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几年后,梁启超所设想的这一切,就全都化作了泡影,这当然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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