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姜广辉:《保训》十疑
分类:文学

武王所说的《训典》,亦即文王之临终遗书,就是今日之清华简《保训》。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一批竹简文献,学者称之为“清华简”。近日“清华简”整理小组成员撰写了五篇关于“保训”篇的研究文章,分别在《光明日报》4月13日、4月20日、4月27日的“国学版”上发表。“保训”篇简文图版及释文不曾披露,李学勤先生的文章提及《保训》全篇共有11支简,每支22-24个字,根据几位学者的引文,我们辑出《保训》简文大致如下:

舜如何摆脱在历山务农的困境,并谋求向中土发展自己的事业呢?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恐坠宝训。戊子,自靧。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救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昔微矵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追中于河。传贻子孙,至於成汤。”曰:“不足,惟宿不羕。”

周文王之所以在遗书中一再向姬发提及“中”字,我认为指的就是“中土”。

虽然“清华简”整理小组成员已先后发表了五篇关于“保训”篇的研究文章,但整合起来看,我们仍不能对《保训》有一个通贯的了解。而其中有几篇文章对《保训》某些问题的解释和立论也颇有可商榷之处,笔者提出四点质疑;而对于《保训》篇内容本身则提出六点疑问,合称之为“《保训》十疑”。

直至目前为止,对《保训》释读的分歧所在,关键仍在一“中”字。李学勤先生在《周文王遗言》一文中认为,“中”字系指思想观念的“中道”而言,并引《论语·尧曰》中之“允执其中”及《尚书·大禹谟》的相关篇什以证其说;同时指出:“现在看《保训》篇文,似乎尧舜以来确有‘中’的传授。”

一、 对《保训》篇释读的质疑

高嵩松先生不同意李先生对“中”字的释读,认为:“从下文微‘假中于河’、‘归中于河’来看,显然,这里的‘中’绝非形而上的‘中道’。”他与吴从周先生一样,都将“中”看成是假借字,读为“众”。高先生认为:“这样解读,此篇内容无不文从字顺。众即民众,从简文不断提及‘求众’、‘得众’、‘假众’、‘归众’来看,周文王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本思想。”(高嵩松《清华简保训篇的“中”是指“中道”吗?》,载《上海书评》2010年7月26日)。

关于《保训》篇名。整理者为什么称此篇为《保训》,现有这五篇研究文章均未作交代。“保”固有“保而弗失”之意,但单看篇名容易被误解为“太保训王”之辞。李学勤先生文章中引文作“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恐坠宝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文王即位五十年之时,病重不治。文王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担心前人传下来的宝贵训诫会失传。原文写作“宝训”,“宝”是“宝贵”的意思,“训”在这里是“训诫”、“准则”的意思。“宝训”,就是“宝贵的准则”,联系下文是指关于“中”的原则。因此此篇以题为“宝训”为宜。似不应题为“保训”。不过,为了论述方便,下文姑且称之为“保训”。”

高先生等人将《保训》篇之“中”释读为“众”,显示周文王在遗言中以“民众”观念和“民本思想”训诫姬发,这亦属思想观念的范畴,难道不也是“形而上”吗?何况在周文王的相关文献中,“众”与“中”各有其字,毋须假借,不能混淆。在周文王的时代,在社会政治观念的范畴里,“众”指民众,“中”喻公平公正,即所谓“允执厥中”,言为“中道”,未始不正确。但问题在于,周文王这种“民本思想”和“中道”观念的政治说教,在《逸周书》的《度训》、《常训》、《允文》、《小明》、《程典》、《文儆》、《文传》诸篇中,多有涉及,相信他的政治接班人对上述这些思想观念已经滚瓜烂熟。因此,在周文王临终之际,他以郑重其事的方式,以书向姬发交代政治遗嘱,我认为他显然不会讲那些平日一讲再讲有关“民众”和“中道”的大道理,因为这并不符合殷周之际的政治形势和周文王晚年积极筹划伐纣、准备取中土而代之的历史事实。而这显然才是周文王临终务须交代的心头大事。

关于“惟王五十年”的解释。刘国忠教授文章提出,《保训》“证实了周文王在位期间曾自称为王”,而且“怀疑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即已称王”,并引用《礼记·大传》称:“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实际上这条材料并不支持文王在位期间称王之说,它是说武王推翻商朝后,追封太王、王季、文王为“王”。《保训》篇竹书下葬年代定为战国中晚期。作为出土文献看,它的创作时间有两种可能:一是文王临终前的实录,二是后人的追述或假托。刘国忠教授显然将此篇看做了文王临终前的实录,所以作出了上述的判断。一代国君将崩,是极其重大的事情。国君要向臣子交代紧要之事,臣子肃穆以听,并做好一切必要的紧急安排。《尚书》中的《顾命》与《康王之诰》记周成王驾崩前后事情便是如此。而《保训》篇记文王将崩,竟似闲庭信步,讲那些久远的故事。还有此篇记年、记日,而不记月。以干支记日,文中有“戊子,自靧。己丑,昧爽”之句,“戊子”、“己丑”两个日子,己丑为戊子之后一日。一年中会有六个或七个戊子、己丑日。只记日,而不记月,且戊子一日,只记自己洗脸一事,无关轻重。史官记述必不如此粗略。所以在我看来,此篇必不是当时史官所记的实录,是后人追述或假托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后人的追述或假托,那便不能据此篇判定“周文王在位期间曾自称为王”或“即位之初即已称王”。

拙著《两周史论》中有一篇专论周文王的文章,里面论及文王在西岐苦心经营四、五十年,其仁政德治令天下归心。而纣王则倒行逆施,诸侯、百姓乃寄厚望于文王,皆曰纣可伐矣。因此,至文王后期,所谓“应天顺人”,积极做好伐纣的准备,并采取巩固西北、东征伐纣的战略,于是自陕出甘,征服密须,震慑犬戎;继之南下伐邘、伐崇,旋即建酆邑为王都。《诗·大雅·文王有声》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酆”,可为之证。

关于“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的解释。此处“传宝”意谓最高统治者传“大宝之位”。赵平安教授将“前夗”二字视作通假字,解释为“轩辕”。按:如果将“前夗”解释为“轩辕”黄帝一个人,文理有些欠通。因为后面有一个“必”字,此处之“必”含有“皆”的意思,传“宝”者是多人,或一人传“宝”多次(轩辕黄帝似不可能多次传“大宝之位”),才用此“必”字。以笔者意见,“前夗”二字当释读为“前贤”。方以智《通雅》卷十八“扼腕”条讲到“腕”字可以写作“上夗下手”,也可写作“上臤下手”,说明“夗”与“臤”可以互代,所以“前夗”即“前臤”,亦即“前贤”。

而伐崇之举,令殷纣君臣大为震惊,因为崇是殷商之与国,伐崇表示周文王与殷纣分庭抗礼的决心。其时殷纣之暴虐无道天怒人怨,大失民心,而且又正用兵于东方,无力西顾。因此,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利好因素毕集于文王一身。当他正要筹划集合天下诸侯力量共同伐纣,以实施其东进取商而代之的计划时,不幸病卒于毕郢。(见郭伟川《两周史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中、得中;矵中、追中的解释。《保训》篇四次提到“中”字,“中”可以说是《保训》篇的一个核心观念,但问题是:“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李学勤先生将“中”理解为“一个思想观念”,“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并认为上甲微先向河伯借“中”,用它向有易氏复仇,取得胜利后,又将“中”归还给了河伯。一个“思想观念”或“中道”观念,并不是一件实物,怎么能借来还去呢?赵平安教授将“中”理解为“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道理”,并认为上甲微先将“中”寄放在河伯那里,随后他去向有易氏复仇,取得胜利后,又从河伯那里索回了“中”。同样,一个“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道理”又怎么能“寄放”在什么地方又“索回”呢?两种解释显然都是说不通的。李均明教授将“中”理解为“与诉讼相关的文书”,他在《周文王遗嘱之中道观》一文中说:“此‘中’指与诉讼相关的文书,史籍所见通常是最终的判决书,由于它是经过反复审议与衡量形成的,被认为是公正的,所以称做‘中’。”上甲微之时,尚是夏代,那时有这样的法律文书吗?即使有,有易氏未经审判,便被定罪,而有易氏见此判决书便俯首认罪,上古时代,会有这样的事吗?这种解释虽然较前两种解释稍胜一筹,但并不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

那么,周文王临终是否有遗书命姬发继起完成其翦商取中土的未竟大业这一心中的头等大事呢?——事实证明,历史确有其事。

我以为,如果我们不是像宋明理学家那样将“中”做深奥玄妙的解释,而做一种朴素的理解,反而能将《保训》解释得更通顺。元代儒者王充耘曾经批评宋代理学家的所谓“圣贤传授心法”,他说:中土呼事之当其可者谓之“中”,其不可者谓之“不中”,于物之好恶、人之贤不肖皆以“中”与“不中”目之。……其所谓“中”、“不中”,犹南方人言“可”与“不可”,“好”与“不好”耳。盖其常言俗语,虽小夫贱隶皆能言之,初无所谓深玄高妙也。传者不察其“中”为一方言,遂以为此圣贤传授心法也矣。

有关姬发接受其父文王遗书《训典》的问题,《逸周书·小开武》记载了此一事实,文中云:

那么,《保训》篇的“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我看来,“中”就是处理事情时要把握分寸,要将事情处理得恰到好处。

“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

《保训》篇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舜的故事,舜最初是一个普通的小民,但他生活在一个恶劣的家庭环境中,“父顽,母嚣,弟傲”,父亲冥顽不明事理,继母和异母弟费尽心机谋害他。所以舜“恐,求中”,就是在恐惧中思考如何将各种人际关系处理得最好。他反省自己的内心追求,发现了一个道理:自己也同其他人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和追求(“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这是说舜能“将心比心”地看问题。他把这种把握分寸处理事情的方法,即“中”的方法,用于处理“上下远迩”各种人际关系,并且作换位思考,近距离观察,用以尝试解决各种矛盾对立的事物,结果是各种矛盾皆迎刃而解,“咸顺不扰”。这是舜“求中”、“得中”的过程。这样解释,第一个故事就基本解释通了。

当武王听周公说了一番“顺天得时,顺地得助”及“宿以纪月,日以纪德”等道理后,就说:

第二个是关于商汤之前六世祖上甲微的故事。上甲微之父王亥与有易氏争,被杀。上甲微为父报了仇。上甲微是位贤君,在为父复仇之前,去见了河伯,他不是向河伯借“中”,也不是将“中”寄放在河伯那里,而是去“矵中”,意思是与河伯切磋讨论“中”。“矵”,从石从刀,字书讲是“砌”的俗字。按一般古文字的通用原理,“矵”、“砌”、“切”都是可以通用的。古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语,切磋琢磨是古代玉石加工的方法,引申而为反复讨论问题。所以“昔微矵中于河”,意思是上甲微曾向河伯讨教,并同他反复商讨最佳的复仇方案。结果怎样呢?“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故事的后半段是:“迺追中于河,传贻子孙,至于成汤。”这里“追”不应理解为“索回”,也不应释读为“归”,理解为“归还”,而应理解为“慎终追远”的“追”,即“追溯”。殷人的把握分寸的“中”的方法,可以追溯于河伯,而由上甲微首先掌握之后,“传贻子孙,至於成汤”。这样解释,第二个故事也基本解释通了。

“余闻在昔,《训典》中规,非时罔有格言,日正余不足。”

二、对《保训》篇内容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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